1977年2月11日中午，苏联黑海沿岸的度假城市索契的气温只有零上五度，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零上五度的温度堪称寒冷，但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在二月份有这样的温度可谓热带天堂了。

　　身处于天堂之中，卫国战争老兵，退休工人弗拉基米尔·巴图佐夫的心情十分畅快，他吹着口哨走到了商店，买下了一个番茄鲱鱼罐头，所谓罐头就酒越喝越有，巴图佐夫准备给自己加个餐。

　　回到家后，巴图佐夫在餐桌上把酒杯倒满，然后用小刀敲开了罐头，几秒钟后，老爷子用力揉了揉眼睛，自己确实岁数大了，这咋还能把鲱鱼看成鱼子酱呢？他赶紧尝了一口，诶，还真是鱼子酱？

　　巴图佐夫赶紧查看了一下外面的标签，没错啊，是番茄鲱鱼罐头啊，再看看罐头里面，居然真的是鱼子酱？

　　只要不傻，谁都知道鱼子酱和鲱鱼的价值有多大区别。如果是一般人的话，可能就坦然接受了这份命运的馈赠。可是，作为一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巴图佐夫当即大怒！罐头厂怎么回事？居然能搞出这种错误来？这不是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吗？！

　　带着这瓶罐头，巴图佐夫怒气冲冲的走进了警察局，我要举报，有人玩忽职守，浪费国家财产！

　　警察虽然对巴图佐夫的较真行为十分惊讶，但既然人家占理，就只能跟着出了一次警。好在水产商店态度十分诚恳，他们在警方到来后当场道歉，为巴图佐夫现场更换了错售商品，并且表示十分感谢您的提醒，我们会展开内部调查，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请您不要太过介意，这只是一次，工作意外而引发的小失误而已。

　　1971年3月，苏联渔业部长亚历山大·阿基莫维奇·伊什科夫正在马德里的街头闲逛，伊什科夫的步伐散漫的像个游客，但这并不是他在摸鱼划水，而是因为这次出访确实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作为重要的水产大国，苏联和西班牙的渔业都十分发达，两个国家的渔获都完全能满足国内需求，对彼此都没啥出口空间。除了鱼子酱外，西班牙基本不需要苏联的任何水产，但鱼子酱会愁销路吗？

　　所以，伊什科夫在西班牙只能采用成都工作法——成天摸鱼，什么都不干。然而，在这一天的散步中，他在路过一家商店时突然问随行的西班牙官员：“那是什么？”

　　西班牙人定眼一看，那是一家著名的水产商店，里面的虾兵蟹将到处遨游，冷冻柜也成排陈列，生意异常火爆。

　　于是，官员回复到：“这是我们这的新型的水产超市，捕捞时就会进行分类处理，上岸后专列直达零售店，很多还是活的，所以生意不错。”

　　随后的几小时中，伊什科夫可谓大开眼界，经过数天的调研后，他得出了一条结论——资本主义确实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简单来说，这种新型水产超市，是西班牙人对水产的最终解决方案。捕捞队在海上对渔获进行分类处理，将高价值水产冰鲜或养殖，低价值水产则直接冷冻。上岸之后，有专列将新鲜水产迅速运往内陆，而冷冻的水产则用冷链运输或做成罐头，加工剩下的边角料则做成鱼丸鱼饼，连骨头都用来磨粉做饲料，实现物理意义上的敲骨吸髓。

　　在零售商店里，商家除了销售水产外还提供现场加工，在商店里设有餐厅和咖啡厅，可以把购买的水产现场做成菜。这种一站式服务广受市民好评，因此生意非常火爆。

　　当伊什科夫深度了解了这种经营模式后，身为渔业部长的他深感震撼，他认为，自己有可能通过这一种模式，解决那个长期困扰苏联的魔咒——肉食品供应不足！

　　在冷战前，苏联经历了艰难的工业化和毁天灭地的大战，普通百姓能吃饱饭都很勉强，更加不用说吃肉了。可是，随着战后苏联经济的快速地发展，进入七十年代，苏联人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当肉类消耗迅速攀升时，苏联的供应能力开始跟不上了。

　　简单来说，作为一个能制造空间站核潜艇的超级大国，苏联始终没有很好的解决国内的食品供应问题，以至于常年需要消耗大量外汇来进口粮食和肉类。无论苏联政府怎么改革，苏联的肉食品供应都不够完善，除了肉类不足外，由于调配不灵，很多时候商店里供应也的都是盘古小时候嚷着要吃的那种超长期冻货，恨不得一看标签上面写着——进口地:韩国，质检员:张良。

　　相比于禽畜肉，鱼虾绝对算是优质蛋白，苏联漫长的海岸线虽然通航能力不太行，用来打鱼倒是不错。1970年的渔获已经接近八百万吨，数量相当可观。

　　然而，如此丰富的渔获，却没解决苏联的肉食供应问题，原因主要在于——俄罗斯人不太会吃鱼。

　　在没有冷链运输的年代，沙俄境内的广大地区只能吃一点淡水鱼，对海鱼的做法基本一无所知。其次，由于国土面积太大，高昂的物流成本让海鱼进入内陆的成本过高，如果把损耗算进去的话，很可能最终鱼的价格比肉还高。

　　然而，西班牙这种综合海鲜超市，让伊什科夫看到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能——你不会做没关系，餐厅帮你加工好。物流成本高也没关系，专列运输拉低成本，将边角料回收后还能摊平成本，肯定能让老百姓买的便宜。

　　回国以后，伊什科夫直接找到了总理柯西金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柯西金听的心旷神怡，当即上会讨论，很快，总理下达了指令——干！先找地试点，成功后就推广！

　　得到中央的许可后，伊什科夫立刻找来了苏联渔业部第一副部长雷托夫:小雷啊，这是个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我年纪大了精力跟不上，是时候给你加加担子了！

　　雷托夫当然听得出老部长的言外之意，他立刻站起身：“您放心，保证达成目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雷托夫，苏联渔业部里的实干家。作为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年轻（相对而言）干部，雷托夫多年以来以勤勤恳恳，嫉恶如仇而闻名。在捕捞队当水手时，他就敢于公开批评船队管理不善、效率底下，当上捕捞队长后，雷托夫的船队总能以管理完善，效率奇佳而著称。靠着过硬的工作上的能力，雷托夫节节攀升，身为渔业专家的他熟知整个行业现状，靠着常年和一线人员交流，雷托夫的工作总是计划翔实执行合理，因此被一路提拔为渔业部副部长。

　　在接下任务后，雷托夫堪称雷厉风行，从组织架构到人员货品，从制度确立到零售定价，雷托夫全都亲力亲为。短短一年后，1972年11月，苏联第一家海鲜综合超市在索契开业，伊什科夫将其命名为“海洋”商店！

　　当海洋商店出现后，面对着新颖的销售方式，物美价廉的商品，索契居民们很快汹涌而至。在开业的三个月里，海洋商店几乎天天卖脱销，看到索契的红火局面，各地的地方政府纷纷请愿，强烈要求中央把海洋商店赶紧开过来！

　　1975年12月，在中央会议上，伊什科夫表态：“目前海洋商店的试点已经基本完成，现在已经具备了推广条件，但这种新模式需要多个部委协调工作，起码贸易、工业、渔业、交通四个部门必须参与进来，我建议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这样方便管理。”

　　经过一番讨论后，1975年末，中央形成决议——渔业部全面改组，成立新的渔业生产总局，全面主管水产捕捞和商品生产！而海洋商店贸易公司，则归渔业生产总局全权管理！

　　1976年初，第二家“海洋商店”在莫斯科开业，这一次更是进行了全面升级，除了产品比索契更为丰富外，商店装修还完全设计成了海洋风格，美轮美奂的新商店更加吸引了市民们的热捧。同时，海洋商店贸易公司负责人叶菲姆·费尔德曼也是个人才，他设置了一系列的促销活动，提供大量廉价套餐，更加让海洋商店宾客盈门！

　　由于效果实在太好，在中央的全力支持下，到1977年春季，全苏联的海洋商店已超越了三百家，极大的缓解了苏联肉食品的供需矛盾。

　　然而，就在海洋商店大获成功时，一则传言却开始在莫斯科流传——有人说，在米拉街的海洋商店，购买30戈比的番茄鲱鱼罐头，可能会出现幸运大奖，罐头里可能会装着昂贵的鱼子酱！

　　当这个神秘的传言在莫斯科流传后，市民们立刻涌入了海洋商店，把鲱鱼罐头一扫而空，连带着鳕鱼（冰岛狂喜）、鲑鱼罐头也全部脱销，随着传言逐步扩大，疯狂抢货甚至造成了多次小规模踩踏。

　　在首都地区，出现这种混乱，不可能不惊动克格勃。很快，克格勃第二总局A部门2处处长尼古拉·诺维克得知了此事——为什么莫斯科会忽然出现这种谣言？好好的咋还抢上了？海洋店关乎国计民生，别是有境外势力暗中使坏吧？

　　于是，诺维克叫来了手下的干将尼古拉·博亚罗夫：“听说鲱鱼罐头里有鱼子酱的事了吗？”

　　博亚罗夫点头：“听说了，不过我估计是海洋店自己搞的花招，海洋商店贸易公司的那个费尔德曼和米拉街的店长费什曼都是犹太人，他俩就好整这事！”

　　诺维克哈哈一笑：“还是去查查吧！尽快平息谣言！别因为这点小事整出踩踏来！”

　　虽然接下了命令，但博亚罗夫依然没太重视这事，在莫斯科，每天都有各种谣言在流传，鲱鱼罐头鱼子酱算个啥？勋宗午夜怼大货那才叫刺激呢！

　　所以，博亚罗夫也谈不上调查，他直接去找了米拉街海洋商店店长费什曼：“搞促销差不多得了啊！鲱鱼罐头装鱼子酱，亏你想得出来，赶紧澄清一下！”

　　费什曼欲哭无泪:“大哥！真不是我搞促销，我也是受害者好吧！这段时间我们都快被折磨疯了，无论怎么解释市民都不信，每天人多的正常生意都没法做了，我都怀疑是不是有人在针对海洋商店！”

　　当听到这个解释时，博亚罗夫开始认真起来了。既然不是促销手段，那这个传言是怎么来的呢？不对！有预谋，有人指使！回到卢比扬卡后，博亚罗夫开始组织人手，细查传言来源，很快，他们找到了源头——索契。

　　是的，这则离谱传言的开始，就是来自开篇的老兵巴图佐夫。当巴图佐夫报警后，索契的海洋商店很快就问责了罐头生产基地——索契208号工厂，经过复查后，工厂以错误灌装，工作失误为由处罚了车间主任和工人，并且将处理结果通报了警方和公众。

　　然而，这次事件却意外启发了当地群众——试想一下，以苏联工人的风格，他们会仅仅只装错一罐吗？根据“屋千蟑”理论，当有一罐鲱鱼罐头里开出鱼子酱时，代表着一定有更多的命运的馈赠在等待着我们！

　　于是，从那天起，索契的市民们开始扶老携幼的冲进海洋商店，将货架上的鲱鱼罐头一扫而空。

　　这里说句题外话，早些年我不懂事的时候，曾经买过瑞典原教旨鲱鱼罐头，我深深的震撼于这种罐头为什么没被联合国列入生化武器名单，苏联的鲱鱼罐头应该是发酵没那么瑞典罐头那么充分，不然如果全城一起吃鲱鱼罐头的话，效果恐怕堪比切尔诺贝利了。

　　随着事情逐渐闹大，索契的传闻最终飘到了莫斯科，由此引来了克格勃的调查。在索契走访了一圈后，1977年5月，博亚罗夫将调查报告交给了诺维克：“处长！罐头那事我查明白了，严格说不是谣言，是罐头厂确实装错了，咱们让渔业部出个公告就行！”

　　打开报告，诺维克点了点头:“渔业部这帮家伙真是没溜，这么点小事搞出这么大动静！行了，我会尽快跟他们沟通一下，辛苦啦！”

　　博亚罗夫敬了个礼，离开了办公室。然而，几分钟后他就被薅了回来，诺维克一边看报告，一边皱着眉头说：“不对！这事儿不对劲！”

　　诺维克敲了敲桌子：“你动脑子想想，什么样的工厂，会把鲱鱼和鱼子酱在同一条流水线上罐装？那是水产，不是工业品，如果切换产品，需要对整条产线进行清洁，会严重影响效率！”

　　诺维克点头：“对，而且应该不是一个工人，肯定有团伙，至少是两条流水线上的人相互配合。”

　　诺维克摆摆手：“算啦！交给索契那边的警察吧，这属于经济案件，咱们不好过多插手…….”

　　博亚罗夫明白诺维克的意思，由于苏联计划经济无奖无罚的僵化体制，很多人都“以厂为家”，经常从“家”里往家里拿东西，这种事太过普遍，追究起来也不过是法不责众，交给警察办是最合理的。

　　令克格勃感到意外的是，索契警方的效率相当高，当月就发来了回执——经查，208生产基地里存在一个盗窃团伙，他们的盗窃手段也不复杂，就是在工人罐装鱼子酱的时候，手上难免会沾上一些。这个团伙就把这些沾上的鱼子酱刮下来，再送到有勾结的鲱鱼生产线的工人那里，装在鲱鱼罐头里偷偷带出去。好在他们偶然装错了被我们得知，目前，警方已经逮捕了所有涉事的四名工人，不日就会提起公诉，感谢克格勃的提供线索！

　　然而，几天以后，诺维克就被叫到了局长办公室，在办公桌后面，第二总局负责人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格里戈连科把报告甩了回来：“这案子还是不对！你们继续查！”

　　看着诺维克懵懂的眼神，格里戈连科严肃的说道：“用手沾鱼子酱，总共能沾几克？一盒罐头多少克？四个人得多长时间才能凑出一盒？换成你，你会把这么珍贵的成品疏忽卖掉吗？克格勃是拿人的，你凭什么就把这个案子给定了？这里面一定有猫腻，接着查！”

　　就这样，在局长的指示下，博亚罗夫于6月初又一次回到了索契。由于已经引来高层关注，火大尿黄的博亚罗夫毫不客气，直接进驻208号水产品生产基地，当天就发现了大问题。

　　进厂检查一圈后，博亚罗夫喊来厂长，指着捕捞队送来的渔获箱开始怒道：“箱子标重20公斤，实际称重却都是21-23公斤，而入库记录还是20公斤，解释一下吧！多出来的重量哪去了？是不是你们盗窃国家财产？！”

　　厂长摇了摇头：“当然并非是，，捕捞队多装渔获是惯例，因为海上风浪大，颠簸起来称重很难准确，如果严格按20公斤装货，那么上岸可能会发现只有18公斤，他们就会被质疑缺斤少两，所以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麻烦，通常都会多装两三公斤。”

　　博亚罗夫点头：“那好！捕捞队暂时排除嫌疑，那责任可就落到你身上了，为什么还要按标重入库？多出的部分让你们偷偷卖了吧！？”

　　博亚罗夫大怒：“放屁！海洋商店连边角料和鱼骨头都利用上了，哪来的损耗？！”

　　厂长赶紧解释：“还是会有损耗的，虽然船上有冷冻机和畜养舱，但也不能够确保打上来的鱼完全不死不腐烂，这玩意看运气的，但部里把合理损耗率定的极低，只有千分之一，真的不够，我们只可以拿多出的部分顶，就这还不一定够呢！”

　　厂长叹了口气：“据我所知大部分都这样，虽然不合规，但也是真没办法，如果您一定要追究，那由我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吧。”

　　博亚罗夫说：“这件事暂时放到一边，我问你，鲱鱼罐头装鱼子酱到底是怎么回事？”

　　厂长继续叹气：“抓不完的，捕捞队送来的鱼子酱需要工人手工装到罐头里，根本

　　无法杜绝工人手上有残留，每一个人都会那样做，严格追究的话整个生产线的工人都得抓。”

　　厂长说：“是啊！工人的薪水一般，就算换了一批也还是一样，我们只可以抓几个最过分的。厂里也尝试过严管，但这帮人都是恋足癖，知道临死抱佛脚，只要严管他们就会收手，放松了就照常，我们总不能每个工人都单独找人盯着干活吧.....”

　　听了厂长的回答，博亚罗夫仿佛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接下来的几个月，博亚罗夫又走访了车队和海洋商店，终于在1977年9月向上级提交了报告——报告中指出，从黑海捕捞队到莫斯科海洋商店，整个水产的生产销售流程都存在着重大问题——捕捞队未按标准箱重装货，加工厂管理不善，工人存在大规模盗窃，车队管理极为粗放，物流环节中有大量不知去向的损耗，零售店也有以次充好、盗卖商品的情况，比如米拉街的海洋商店，柜员们就会给冻货泼水进行二次冷冻，多出来的重量全都成为了计划外收入，在餐厅里，店员们经常拿劣货糊弄顾客，完全是欺负苏联消费者没法给差评。

　　当处长诺维克看完报告后，这一次，他再也不敢贸然上交了。斟酌了好一会后，诺维克问博亚罗夫：“看起来都是工人或店员的个人行为，要么是法不责众，要么是已经处理，但我怎么依旧是觉得不对呢？”

　　博亚罗夫也很纠结：“我也觉得不太正常，一切都太顺利了，那个厂长很主动的承认了问题，也坦然接受了处分，有一种迫不及die的感觉。这案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每次都好像查清了，但又不是真正的真相，就像是天青色等烟雨，好像跳楼机？月色被打捞起，又极速落地？感觉很诡异。

　　博亚罗夫叹了口气：“全国几百家零售店、25支大型捕捞队、93个生产基地、一百多条运输专线，我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人手查，但我个人倾向都一样。”

　　诺维克点头：“那问题就来了，这么大的规模，罪犯全都是工人和店员，管理人员只是失职，一点没参与，你信吗？”

　　博亚罗夫摇了摇头：“没证据啊，被抓现行的都是工人，对方很狡猾，我只要发现一点端倪，嫌疑人立刻就被处理了，线索直接断掉了。”

　　博亚罗夫点了点头：“我觉得有，但没有证据，这结论没法下，而且我的调查应该已经打草惊蛇了.....”

　　对于这锅夹生饭，第二总局负责人格里戈连科并不失望，A部门2处是个小部门，调查成这样不错了。很快，格里戈连科重新安排人手展开监控，包括莫斯科四家海洋商店店长、海洋商店贸易公司负责人费尔德曼、几个物流车队和生产基地的领导都被纳入了监视名单。

　　但两个月后，格里戈连科也糊涂了，他倒不是没有线索，而是有个环节始终扣不上——主犯！

　　在克格勃经手的所有经济犯罪集团里，都必然有一个或几个明确的主犯，比如皮草党的杜纳耶夫，钻石联盟的“老爹”等等。按照克格勃的逻辑，如此重大的经济犯罪肯定得有个核心，然而，经过长期监控，特工们却只发现了一堆小团伙各行其事的作案。

　　加工厂存在盗窃行为，车队会把上好的货物直接报损，零售店长参与了以次充好，但他们每个负责人都各管一摊，互相毫无联系，根本看不出有一个核心。

　　如果说有谁比较可疑的话，那就只有海洋商店贸易公司负责人费尔德曼和米拉街海洋店店长费什曼，因为这俩犹太佬经常出国，俩人出去究竟是干吗呢？

　　眼看着调查逐渐走上卧轨，最终，格里戈连科还是推开了那间办公室的大门：“安德罗波夫，我需要协助！”

　　雷托夫像指挥先生[呲牙][呲牙][呲牙][呲牙][呲牙][呲牙][呲牙]